样样稀松 作品

第520章 历史责任,河伯陈潢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满清所树起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他们也是成功者。家财万贯,仆佣无数,享尽荣华富贵,个个得以善终。

可惜,在这个时空,因为黄立,一切都将有所不同。

其实,黄立也赞成上面的那句名言。他也在善待商贾,但却是有底线,有标准,有原则。

第一便是爱国,其次才是回报社会。

所谓“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果把金钱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不惜卖国,不惜使同胞流血死亡。这样的商人,黄立绝对是不能容忍。

明亡的原因很多,从上到下,要吸取的教训,都要逐渐地总结出来,并一一列举。

哪怕是崇祯的错误,黄立也不打算避讳。因为,作为帝国的领导者,他的责任不可推卸。

受传统忠君思想的桎梏,很多明末士人将明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臣子的过失,而闭口不谈君主的责任。

朋党之争、贪污腐败、玩忽职守,全都是臣子的问题。不是的,也全都推到臣子身上。

而崇祯非但没有责任,反倒是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

当然,在这些主流思想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指出了崇祯的过失,认为他对明朝灭亡难辞其咎。

比较客气的有张岱,他认为“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反四覆,夕改朝更”。

明末清初的学者戴笠,直言皇帝不善选人用人、无深谋远虑、刚愎自用;

杨世聪则指出崇祯帝的过失:重宦官、轻朝臣,内阁被架空,导致战局失利。

而直言不讳,比较激烈的也有,如莳菊逸民。

针对崇祯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说法,他直接反问:“亡国之臣,谁使之处枢要、跻仕途?”

在这些言论中,谈迁的分析较为透彻。他认为,崇祯帝虽然“勤俭明敏”,但用人不当、治国无方。

所谓“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症创。先帝之患在好名而不根实,名爱民而适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者无一足任。”

黄立之所以一定要分清责任,并不是要把崇祯怎么样。人都死了,还是殉国的,也真的不能怎么样。

但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不能混淆。否则,责任不清,又如何能惩前毖后,如何能吸取教训?

黄立不能说,不好说,但不代表别人不能畅所欲言。只要他默许同意,印刷刊发,自然会有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

当然,黄立也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私货。在他看来,崇祯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三个字,那就是“没担当”。

作为一个领导者,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全盘托出。

杀陈新甲就是一个极坏的例子,闹得群臣谁也不敢再担责任,唯恐落得同样的下场。

与后金议和如此,迁都如此,与李自成议和也是如此。大家都装哑巴,谁也不肯再直言相告,最后崇祯也只好自挂东南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