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九三章 治河之策

　　县、乡、大队，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基层三级管理架构。

　　在满清治下，县官便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下也有里长、保长这些基层管理人员。

　　但是县里面对这些里长并不实行直接管理。

　　里长、保长通常都是由当地的士绅大户兼任。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税收。

　　大户掌握了收税的权力，天然会将这些税从自己的头上转嫁给百姓，这就是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然后这些人再通过向无地的百姓发放高利贷，以达到兼并他们土地的目的，最终让这些自耕农破产。

　　而华族的制度弥补了一些漏洞。

　　乡镇公所的官员也是华族的正式官员。他们对各个生产大队有直接的管理权力。

　　他们通过委任生产队长，将这种权力延伸下去。

　　另外华族恢复实物税收，农民只要等收获之后，从收获的粮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镇公所的粮仓中便可以了。

　　华族官府在每个乡镇公所建立粮仓，管理税粮和地方上的救灾粮食。

　　这也让农村地区增强了抗灾害的能力。

　　曾国藩还发现了一点。那就是华族的正式官员资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来说就是扩大了编制的范围。

　　乡镇公所的官员成为了最低级别的官员，要是在满清时期，这些位置顶多是由普通的吏员担任。

　　而吏员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

　　华族的官僚体系给了这些人上升的空间。因此同样的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为作风却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任何时代，中下层的人失去上升空间都会产生灾难后果。

　　黄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们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是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国家的精英阶层。

　　那么黄巢可能会帮没落的大唐解决掉藩镇割据的问题。洪秀全也许会帮满清开启洋务运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们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权力体系。

　　在俘虏营，曾国藩在理论上认识了华族。在老家的这段时间，他又从实践方面，深入了解了华族的基层管理模式。

　　通过直接管理，让普通百姓免遭过多的不必要的盘剥。资源能够更多的集中到国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剥削非常重，但是最后真正到国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历朝历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想想当年的大明，偌大的国家，一个富裕到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一年的货币税收仅仅是几百万两白银。

　　还不如一个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国藩在家中闲来无事研究华族基层管理架构的时候。

　　上面来人了。

　　来的人是他的曾经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几岁，仪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欢研究学问，身上有很浓的书卷气。

　　他与汪士铎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张轻徭薄赋，治理贪腐，与民生息。

　　他认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大，也不会再出现匪乱。

　　他认为混乱的源泉在于官府的压迫与剥削。

　　而汪士铎则认为百姓是混乱之源，只要减少人口便可以让国家恢复安定。

　　汪士铎这样的人，华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虏曾国藩之后就将其给放了。

　　这些人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还没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况，学术上有一些这样极端特别的声音，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情。

　　李元度则进入了华族的政府部门。他本就是湖南人。不过被安排到湘西沅州府做行政公署的副总长。

　　这次他是接受湖南行政总署的临时指派来陪同曾国藩北上。

　　曾国藩实在想不到，自己这个时候被叫进京干什么。

　　他知道华族占领了京城，也早就预想到了这一天。

　　至于胡林翼，他早就已经是华族的人，也一直在等着去见董良。

　　左季高就不止一次让他赶紧去找元首拜码头。

　　几人一到京城就被安排进了原本的鸿胪寺。

　　这相当于满清的国宾馆了。现在是华族的北平招待所。

　　到了北平招待所，几人才见到对方。

　　李鸿章本来就在京城，曾国藩是他的老师。

　　当年李鸿章科举不利，他的父亲将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曾国藩。

　　李鸿章便跟随在曾国藩的身边学习，还曾经在湘军做了一段时间的幕僚。

　　李鸿章一看面前的全都是前辈，至少也是封疆大吏，一时间有些尴尬。

　　人家都是曾经的封疆大吏，被召集过来也就算了，自己算个嘛呀？

　　几人甚至不敢坐在一起谈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犯忌讳的。

　　好在这样战战兢兢的时间不长，人到齐之后，他们就被安排进了恭王府。

　　曾国藩、胡林翼和李鸿章都来过恭王府，这是整个京城最大的一座府邸。

　　和珅和庆亲王都曾住在这里。咸丰继位之后，也许是出于对弟弟的愧疚，将这座府邸赏赐给了恭亲王。

　　曾经这里也是京城贵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什刹海上的画舫据说四品以下的官员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

　　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心里已经有了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