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 分权制衡

大明联邦的制度设计，从初创时便埋下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朱昭熙等初代设计者借鉴大明帝国的六部框架，设立礼部、户部、兵部等中央机构，本意是构建一个高效的联邦式治理体系。

这些部门天然带有中央集权的基因，却因15世纪的交通与通信局限，不得不赋予地方藩国充分的自主权。

最初，各国君主预判的风险在于越国、扬国等大国可能依仗实力挑战联邦权威，却未料到首个破局者竟是沈国这样的中小藩国。

朱佶焞以联邦事务总理之职，借“小国共治”之名行利己之实，将联邦资源倾斜于中小藩国同盟，直接冲击了大国利益，更暴露了联邦体制在权力分配上的深层缺陷。

沈国事件后，联邦内部的权力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六大强国不再信任中央机构的统筹能力，反而将自身利益置于联邦整体利益之上。

这种心态的转变，促使六大国在朱瞻壑当选联邦事务总理前，便已秘密协商改革方向：核心在于削弱联邦中央集权，通过“分权制衡”重构治理框架，实质是推动联邦向邦联形态演化。

朱瞻壑上台后，首要举措是推行“职能分流”改革。原设于玄中城的九大中央部门——礼部、户部、兵部、法部、工部、农部、商部、财部、民部，除礼部、户部、兵部保留部分象征性职能于玄中城外，其余部门被强制迁移至六大强国首都：

法部迁往虞国坤泽城，依托虞国成熟的司法体系与情报资源，主导联邦法律解释与争端仲裁；

工部落户扬国首都大梁城（马六甲市），借助扬国的工业基础与技术人才，统筹联邦重大基建项目；

农部迁往越国首都会稽城（德里），结合越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农业实践，制定联邦农业政策；

商部迁至洪州共和国首都泽岚城（悉尼），依托其商业网络与金融资本，管理联邦贸易规则；

-财部入驻明国首都奉天城（上海），借助明国的财税管理经验，负责联邦财政预算与决算；

民部安置于宁国首都大宁城（马尼拉），结合宁国的移民管理与社会治理模式，处理联邦民生事务。

此外，联邦银行被单独剥离，迁至夏国所属的偏远岛屿，以地理隔离确保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同时避免成为大国直接争夺的目标。

这种“迁移”本质是权力再分配。六大强国通过掌控特定中央部门，将联邦职权转化为自身影响力的延伸。

例如，扬国借工部主导工业项目审批，可优先保障本土钢铁、机械产业的资源配额；越国通过农部制定粮食贸易政策，能有效保护本国稻作经济。各部门的决策权、人事权与资源分配权，实则落入对应大国手中，形成“部门主权化”的格局。

六大强国推动分权改革，基于三重战略考量：

第一重考量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分权本质是“分蛋糕”。每个大国通过掌控特定部门，获得与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

如虞国掌控法部，可在联邦法律框架内设置对己有利的条款；洪州通过商部主导贸易规则，能限制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这种博弈形成动态平衡——任何大国试图独揽大权，都会遭到其他五国借助部门职权的联合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