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披着神袍的刽子手和斯德哥尔摩征的女孩(第2页)

他通过教会控制的“圣心洋行”垄断个旧老厂镇锡矿运输，1900年走私锡矿砂2000担，价值约6万两，利润用于修建滇越铁路支线。同时借“医疗用途”名义向滇南倾销印度鸦片，1903年经蒙自走私量达5000斤，科斯特从中抽成15%，个人获利超2万两。据估算，科斯特任内从蒙自掠走的财富相当于当地10年田赋总和，直接加剧了清末滇南民生凋敝。

他创办“圣约瑟学堂”，强制彝族儿童学习法语与拉丁语，禁止使用彝语。教材中夹带《马可福音》与《法兰西帝国荣耀论》，培养亲法精英。1902年以“异端”罪名逮捕彝族巫师，公开鞭笞其“崇拜偶像”，借此推广天主教圣像崇拜。1905年老厂惨案中，假借“调解矿工纠纷”名义，向法国驻军泄露锡矿工人罢工计划，导致法军屠杀示威者200余人，科斯特亲自签署处决令。科斯特被云南地方志称为“披着神袍的刽子手”，其宗教活动与殖民掠夺高度绑定。他强制推行拉丁化礼拜的行为，导致蒙自彝族传统宗教仪式断层，后世仍有老人拒入教堂。后世彝族老人回忆：“科斯特神父的银十字架是用我们祖先的血铸成的。”

可是，王月生也没办法去埋怨姜玉娘。别看她像这个年代其他同龄人一样，早早地进入社会摸爬滚打，不像后世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瞪着一双清澈愚蠢的大眼睛。但指望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西南山区的女子，哪怕是出身大户人家，面对穷凶极恶的殖民者时，都不免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麻痹自己，欺骗自己强者中间还是有良善之人，可以拯救被奴役与被摧残者的心灵和肉体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syndro）是一种心理现象，指受害者在极端胁迫或虐待情境下，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依赖、同情甚至主动配合的行为。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绑架、劫持、虐待关系或战争等高压环境中，受害者因生存本能或心理防御机制，反而与加害者形成某种“共生关系”。1973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4名银行员工被劫持6天，期间劫匪未伤害他们，反而给予食物和对话机会。获救后，人质拒绝指控劫匪，甚至为其筹款辩护，称“劫匪救了我们的命”。

这种心理机制产生于人的生存本能，在极度恐惧中，受害者通过认同加害者来降低威胁感。在心理上属于创伤性联结（trauatidg），间歇性的虐待与偶尔的善意交替出现，导致受害人的心理依赖。理智上属于认知失调，受害者通过合理化加害者行为，缓解自身道德矛盾（如“他其实对我好”）。实践中，长期被困时，加害者成为唯一互动对象，情感依附被迫形成。

其实，西方人早就知道这种心理，并成功应用于殖民活动中。只是出于“上等民族”对于“下等民族”天生的优越感，更多地把这种技术当做某种驯兽术般看待。直到在白人群体之间发生了这种情况，才大惊小怪地重视起来。

不管是姜玉娘主动请缨，还是被威逼利诱，王月生都觉得自己被这小妮子坑了。不管客观是什么，主观上，她就应该认为她没有资格去替自己接什么信。王月生不相信一个在昆明作威作福的法国神父能够知道自己一个刚回国的蒙自山区的小年轻，并且那么准确地找到一个在蒙自上学的虹溪女孩给自己带话。

其实，这事还真的不是姜玉娘的锅。是这位科斯特神父通过教会和殖民体系的双重渠道，提前获知了一些消息，打算先下手烧个冷灶，派人来给王月生送信。结果送信的法国小伙子是个艾莲娜的追求者，其实他就是主动请缨来替科斯特神父跑一趟蒙自，跟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见一面。结果姜玉娘那天从王月生处回家后，很快就回了蒙自这个大地方。在跟艾莲娜老师一起玩的时候，见到了这个法国小伙子。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就自告奋勇替他跑这一趟。

姜玉娘可不知道王月生是怎么想的。她还在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来这么一出。须知此时从蒙自来回一趟虹溪，可不是像后世开车从天津去趟塘沽，那是真的要在马帮或者家丁的护送下，艰难跋涉好几天的。是因为自己想找个借口再看一次王月生？还是想狐假虎威骗王月生自己的家族背后也跟法国大神父搭得上关系？她自己也不清楚。

王月生收下信时，还是非常热情的。但展开信后，看到那貌似邀请会晤，实则召他去昆明拜见的信中，客气的措辞掩饰不住的深入骨髓的傲慢和对下等民族人士的轻视，此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可能习以为常，但来自后世大国的王月生可真的没办法入乡随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