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砸缸少年司马光(第2页)

当然，也有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比如，有人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力气搬起石头砸破水缸？还有人认为，古代的水缸是否真的那么容易被砸破？对于这些质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关于力气的问题。北宋时期的水缸，多为陶土烧制，虽然坚固，但并非现代钢筋水泥般难以撼动。而且，司马光砸的是水缸的侧面，并非底部，根据物理学原理，侧面受力更容易产生裂痕。再者，“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之所以流传，重点在于其体现的智慧，而非单纯的力气大小，这更像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细节的典故。

其次，从史料记载来看，《宋史·司马光传》中明确提到：“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这里的“瓮”和“缸”虽有区别，但大体意思一致，说明这个事件在正史中是有依据的，并非完全虚构。

砸缸事件之后，司马光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反而更加勤奋好学。司马池对他的教育也更加重视，不仅请了更好的先生，还常常亲自教导他经史子集。司马光也不负期望，读书非常刻苦，常常是“昼则诵书，夜则复读，至不知寝食”。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光为了防止自己读书时打瞌睡，特意做了一个圆木枕头，取名为“警枕”。每当他犯困低头睡觉时，枕头就会滚动，他便会被惊醒，然后继续读书。这种勤奋的精神，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十五岁那年，父亲司马池调任虢（guo）州知州，司马光随父前往。虢州位于今河南灵宝一带，是当时的军事要地。在这里，司马光不仅增长了见闻，还接触到了更多的历史典籍和官场实务，这对他后来关注朝政、研究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甲科，从此踏入仕途。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北宋的科举考试难度极大，能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足以证明司马光的才华。

步入官场后，司马光先后担任过华州判官、苏州判官等职，虽然都是地方官，但他始终保持着务实的作风，关心百姓疾苦，处理政务也井井有条。不过，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并非他的政绩，而是他晚年主持编纂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说起《资治通鉴》，就不得不提司马光的政治理想和历史观念。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也是书名“资治通鉴”的由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编年体通史巨着。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司马光首先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作为助手，然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筛选、整理、考证。他们以《左传》为蓝本，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了十六个王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

司马光对史料的考证是极为严格的，常常是“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他会反复比对，去伪存真，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资治通鉴》成为了后世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动机，也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当时北宋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代表，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但他希望通过编纂历史典籍，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于是召回了被贬谪的司马光，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后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

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六十八岁，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依然以天下为己任，上任后立即着手废除新法。在他看来，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端，导致民不聊生。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主张恢复旧制，与民休息。

司马光的这一做法，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几乎废除了所有新法，包括一些确实对国家有利的政策，这种过于保守的态度，也受到了后世的一些批评。

不过，平心而论，司马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回到他所认为的正轨上来。在担任宰相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至于积劳成疾，最终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去世后，宋哲宗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赐谥号“文正”。“文正”是古代文臣最高的谥号，可见朝廷对他的评价之高。而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夏县的祖坟，也就是现在的司马光墓，成为了后人凭吊的场所。

回顾司马光的一生，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他的忠诚、正直和责任感，却是值得肯定的。而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更是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