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唐宋八大家的的史墨留香(第2页)

在黄州，苏轼成了“苏东坡”，开荒种地，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前赤壁赋》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把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浩渺写得荡气回肠；《后赤壁赋》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个字就画出了一幅清冷的秋江夜景。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洒脱不羁，既有哲思又有情趣。

苏辙的文章则更像“议论文”，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他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以“文者气之所形”为论点，层层推进，最后落到求见韩琦以开阔胸襟，既表达了求仕之意，又不失文人风骨。后来他跟着哥哥被贬，文章里也多了几分沉郁，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

王安石和曾巩，是欧阳修门下的另外两位大佬，但性格和文风却截然不同。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这人脾气执拗，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人称“拗相公”。他的文章跟他的性格一样，锋芒毕露，充满了改革精神。

最能体现王安石文风的，是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当时司马光反对他变法，写了封信骂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回信，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四个罪名驳得体无完肤。开头“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先给足面子，接着“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直接点出对方论点，然后“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四个“不为”，斩钉截铁，最后“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怼得司马光哑口无言。

曾巩字子固，跟王安石正好相反，是个老实巴交的“学霸”。他从小就聪明，据说能“脱口成诵”，写文章以“古雅、平正”着称。欧阳修夸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的文章，不像苏轼那样灵动，也不像王安石那样犀利，而是像老黄牛拉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重。

他的《墨池记》，从王羲之临池学书的传说写起，引出“非天成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乎”的道理，层层深入，最后落到“学者其可忽哉”，语重心长，像个老教授在谆谆教诲。曾巩做官也跟他写文章一样，踏实肯干，在齐州（今济南）任上，把当地的黑恶势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老百姓称他“曾青天”。

唐宋八大家，虽然横跨唐宋两代，但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都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对形式主义。但每个人的性格和经历不同，又让他们的文章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八种不同的调料，放在宋代文学的大锅里，熬出了一锅滋味复杂的浓汤。

韩愈像辣椒，火辣辣的，充满批判精神；柳宗元像花椒，麻中带涩，暗含忧思；欧阳修像糖，温润回甘，包容万象；苏洵像姜，老而弥辣，一针见血；苏轼像醋，酸中带爽，变化多端；苏辙像盐，看似平淡，却能提味；王安石像芥末，冲劲十足，直击要害；曾巩像酱油，色泽沉稳，味道醇厚。

他们的故事，也跟宋代的历史紧紧捆绑在一起。韩愈、柳宗元身处唐代由盛转衰之际，想用文章唤醒世道人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则生在北宋中期，既有承平时代的文化繁荣，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他们的文章，既是个人心性的写照，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比如苏轼，一生被贬三次，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但他总能在困境中找到乐趣。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在黄州，他“报道先生春睡美”；在儋州，他跟黎族百姓学说话，还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诗句。这种乐观豁达，全写进了他的文章里，让后人读来，总能在失意时找到一丝慰藉。

王安石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文章里充满了“致君尧舜上”的抱负。虽然变法失败，被后世骂了近千年，但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至今仍让人佩服。他的《游褒禅山记》，从一次爬山的经历引出“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唐宋八大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他们确立的“古文”传统，成为后世散文的正宗，直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文章还以他们为范本。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让文章不再是文字游戏，而成为表达思想、干预现实的工具。

比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的政论文章，明显能看到韩愈、王安石的影子；近代的梁启超，写“新文体”，汪洋恣肆，也深受苏轼（这里不是笔误，梁启超确实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甚至我们现在写议论文，讲究“论点、论据、论证”，其实也脱胎于八大家的文章结构。

八大家的文章里，还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曾巩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这些句子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面对人生的精神力量。